来源：工信头条

徐丹  张浩      赛迪智库政策法规研究所

本文发表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杂志2021年12月刊总第41期

2015年以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正在党中央擘画下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取得显著成效。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国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也对高端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产业高端智库，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必须深刻认识和理解智库的历史沿革、作用意义和发展趋势，从而探索新阶段新格局下产业高端智库建设的路径。

起源：知识组织从信息提供到决策辅助

战略计划小组与信息采集。从宽松的定义来说，“智库”的概念自古有之，中西方在封建社会初期就有了谋士、幕僚等以辅助君主决策为己任的智囊人物或机构；中国在清代曾出现职业化的智囊机构，如雍正朝的军机处、乾隆朝的南书房等，可以理解为早期形态的智库组织。现代意义上的智库（think tank）出现于“二战”时期，但think tank成为智库组织的专用名词经历了一个过程。think tank首次被用于军事术语，是指国防专家和军事家讨论作战或战略计划的安全保密场所。后来随着使用频次的增加，think tank逐渐被指代为一种工作模式。“二战”时期，已有少数美国团体以think tank模式开展工作，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现代意义的智库组织脱胎于战争需求，例如战争动员、战后经济援助等，因此最早大多以收集政治、军事、科技信息，辅助战争决策为主，逐渐抽象为运用科学知识研究和解决公共决策与战略问题的公共机构。

独立机构与国家公共政策。“二战”之后，以美国智库为代表的智库组织找到了进一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战争的结束使各国政府面临社会财富再分配、恢复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等问题，需要借助智库的综合性知识结构和中立性研究视角，制定科学的公共治理策略。在强烈的需求引导下，战时成立的诸多战略计划小组纷纷转向研究经济发展、政府治理和外交政策问题。同时，以公共政策研究为宗旨的独立性智库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动智库飞速发展。一是智库组织数量迅速增加，有统计显示，当今全球较为活跃的智库组织，有2/3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 ；二是智库的专业性程度大幅提升，同时西方国家的智库组织开始积极向政治家营销政治主张，力求影响当下的政治进程和公共决策；三是智库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领域逐步延伸到科技、工业、教育、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

政策参与者与国际体系变革。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系也日渐复杂，智库研究领域也从解决国内问题增加到研究广泛的国际事务公共政策，作用逐渐丰富。一方面，智库通过深度研究和“旋转门”机制，已成为国际规则制定及国家应对重大问题的深度参与者。另一方面，智库还搭建起国际合作和外交接触的平台，甚至逐渐形成全球网络。智库作为政府智囊团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学术和战略研究平台，在参与国际化事务、引领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作用，成为国际体系变革中不可忽视的专业力量。以美国为例，随着亚洲经济崛起，美国智库积极开展亚洲研究，对重大问题和重点国家开展持续全面跟踪研究，并注重对外交流和国际化合作，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而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则纷纷开展与美国的“智库外交”，力求通过智库交流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为本国发展利益服务。

作用：既是理论的实践者又是实践的理论家

智库的目的和作用在于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业高端智库是立足产业发展实践，运用综合性知识结构和理论研究能力，协助党和政府进行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研究组织，是连接知识与决策、实践与创新、个体与整体、国际与国内的纽带，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政策咨询，建立知识与决策的沟通桥梁。产业高端智库能够形成产业知识研究与政府管理决策的沟通桥梁，及时将各类研究成果与产业发展实际结合，形成政策建议呈送至决策层。智库组织研究和工作属性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是储备综合性研究人才的独特专家池。基于此，智库组织大多能够形成较为丰富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集合各个领域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深刻现实关怀的研究团队，开展较高水平的战略政策研究。另外，高端智库通常有一流的政府公关能力和深度广泛的公共关系资源，能够深度参与政策制定。因此，高端智库有能力也有意愿搭建从理论研究到高层决策的直通车机制，通过受政府委托开展课题研究或政策咨询、建立研究成果直报快报机制、直接参与国际性战略研讨或外交磋商等方式，实现理论研究对公共决策的迅速回应，构建将各类研究成果转化为咨政建言建策的快速反应机制，发挥智库研究的现实意义。

理论创新，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创新。产业高端智库通常能够结合产业发展实际检验理论成果，指导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与治理实践的紧密结合是智库区别于其他研究机构的主要特色之一，有担当和情怀的智库组织总是将研究方向和目标对准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要，提出解决方案。同时，在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提出、论证解决方案的过程，也是不断检验和升华理论成果的过程，并且积累研究方法和信息反馈，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基础与动力。如中共中央党校及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阐释，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并结合实际加强党情政情社情信息反映和研究，引领全党全社会更好学习贯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社会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高端智库能够积极融入社会，面向基层服务群众，通过调研走访和舆论引导，真正将群众个体诉求和国家发展大局统一到决策咨询服务中。如新华社一直坚持“宏观研究+一线调查”特色，在持续性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的宏观研究基础上，积极开展贴近现实生活的主题调研，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民营企业家群体状态”等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问题，充分发挥智库组织上接天线、下通民情的研究模式优势，扎实调研、深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外交舆论，国际交流合作的有力推动者。面临日益复杂化的国际形势，高端智库凭借相对独立的公共角色和在专业领域的国内外影响力，能够在战略政策解读、舆论引导、凝聚共识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建立相对稳健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全球化程度加深促使各国高端智库不断引入国际资源，升级自身国际化水平，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的国际化视角，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形成了与国家间对话息息相关又相互独立的智库间对话机制。大量高端智库组织通过引入国际人才、专题对话研讨甚至跨国性课题的方式，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家间、区域间相互交流，也构建了一条独特的“第二轨道外交”模式。如布鲁金斯学会、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均与世界各国的智库机构广泛地订立合作关系，以非官方的研讨交流影响国家政策走向，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立了19个国家层面的多双边交流合作机制，与全球50家智库、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学校等机构签署备忘录，通过构建范围广泛、对话密切、合作有效的全球多双边伙伴关系，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

人才储备，搭建管理者与专家之间的旋转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智库组织具备独特的理论研究氛围和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是培养人才、储备人才和促进人才交流的独特阵地。从国际上来看，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经成为趋势，以智库的研究方式培养出来的管理型人才，能够兼具自身专业化研究能力和政策咨询、设计甚至实施经验，在提升公共政策制定水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通过“旋转门”促使体制内外的专业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合理流动，也是促进政府与社会有效互动的重要平台，为高端人才合理配置、充分施展影响力提供桥梁和保障。

经验：高端智库的共性特征

“结构决定功能。”从当前全球智库的发展历程来看，成为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智库并无固定模式与单一的发展路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是高端智库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质量为先，构建研究导向组织和人才培养模式。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研究质量，而保障研究质量的第一步是厘清研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涉及广泛的内容，例如专业类型、细致程度等。厘清知识结构后，下一步就是明确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首先，明确业务领域实际上是选择知识积累的方向。在当前专业分工越来越复杂的时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大部分智库在建立或业务选择时，就会考虑将关注点和资源集中到特定领域的某些方面。智库选择专精于特定领域或行业的目的是为了在知识层面产生比较优势，进而就出现了智库类型多元化。高端智库的特色在于知识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决策更多强调的是实践价值，即如何将解决问题的措施落到实处。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资料累计等理论内容，还要注重实践经验的累计和记录。只有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才能提升知识质量和满足决策需求。研究人员是智库发展的关键。目前，吸引人才的方式主要包括人才培养和人才聚集两种。另外，人才培养方面，美国的顶尖智库一般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等建立人才合作、培养、实习渠道，部分智库甚至专门建立了专业化培训机构或学院。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通过“实习生计划”发掘储备力量。每批实习生要实习满16周，并根据研究、活动、领导力等表现决定是否留用，对选拔的人才进行高强度培训，还将被派往国外著名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进行3个月的实习培训。人才聚集方面，聘请世界一流研究者开展研究工作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有超过一半的成员有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背景，并且大都直接或间接参与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工作。

战略导向，立足国际视野，着力解决关键问题。虽然不同智库具有各自关注的业务领域，但是立足国内国际现实、着眼战略问题是全球高端智库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一方面，瞄准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需求导向来看，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获得决策者关注和认可的关键。因此，高端智库在设立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往往会将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纳入重点考虑。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机构能力和资源禀赋等条件，开展后续工作。另一方面，具有全球化的视野与布局。立足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代表只关注本国情况，在全球化时代，只有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长期跟踪和比较研究，才能更全面地认识问题，学习先进经验，扩大影响力。反而仅专注国内实践，容易陷入自我论证和说服的循环，不利于产出符合全球化需求的知识产品。在提升视野高度的同时，还要加强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智库对问题的研究应当注重前瞻性，长期跟踪热点和时事在智库发展初期不可避免，但是不能作为长远选择，只有战略思考和前瞻判断才能掌握先机，作出更好的研究。对于战略定力，徐匡迪院士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咨询报告、智库的作用是支撑领导的决策，但是也不一定仅有领导马上接受的才算成功的咨询结果，暂时未被接受的也不一定就是不成功的，因为可能是各种条件不成熟、多数人尚未认识到相关问题而导致的。”在此方面，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研究、兰德公司对处理“古巴危机”的建议就是非常好的例证。真正高端智库必须关注关键性问题，坚持持续性研究和深度研究，形成真正的理论影响力。

独立运作，保障人员和观点的前瞻性与客观性。智库的专业性、影响力和生命力都源自其独立性。正是因为其相对独立于政府、市场和利益集团的独特地位，才使智库具备客观剖析问题，提出中立性、前瞻性结论与建议的公信力，也使智库的发声更容易为政府、公众和国际社会所接纳。从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来看，大多数智库组织都非常强调其独立性，包括组织独立、资金独立和观点独立。国外较具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大多是民间组织，是不隶属于政府、政党或企业的非营利性独立法人。最具盛名的5个国际高端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欧洲政策中心和野村综合研究所均是独立智库机构，只有兰德公司是以从事政府委托研究为主的半政府性智库。从资金上看，高端智库的资金来源大多依靠募集捐款资助，或者以咨询类商业收入支撑非营利性的课题研究，尽管大部分资助主体与智库间都有着较为微妙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但大多不会形成足以影响研究独立性的资金控制关系。组织上和资金上的独立性为智库观点的前瞻性和客观性提供了保障机制，能够允许智库根据现实问题和研究积累得出相对中立、客观的判断，这种相对独立性与智库力求作用于公共决策的针对性相互碰撞，最终磨合出政府、智库、公众等多方利益共同体之间最大限度的共识。

凝聚共识，具备思想和舆论上的引领力。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智库的关键性功用之一就是引导社会思潮，而高端智库的形成通常是以其引导思想和舆论的能力为核心指标。思想性是高端智库的价值所在，将高深艰涩的学术理论、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丰富具体的调查研究融于智库的思想熔炉，最终提炼出兼具专业性、现实性、突破性的思想结晶，是大多数高端智库构建自身软实力的第一步。以思想性引领社会思潮，以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促进凝聚共识，从而形成其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引领力，则是高端智库安身立命的关键。从国际来看，全球高端智库大多十分注重其思想引领能力。一方面通过高频率的产出研究成果，并积极传播，树立起思想上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自主搭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沟通交流平台，通过参与政策制定——权威政策解读——协调政策实施——拓展研究广度与深度的良性循环，同时持续、广泛地联系公共政策的各利益相关方，不断运用自身软实力发挥凝聚共识的独特能力，增强影响力，同时也形成自身品牌效应。如布鲁金斯学会在其建立至今的百年历史中，不仅多次直接参与和影响了马歇尔计划、1986年的《税制革法案》，以及历届政府的政策制定，并在同时密切联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增强成果宣传和舆论引导，成为美国多项重要政策措施顺利落地的强大思想保障。

趋势：变革中加快建设产业高端智库

加快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数字化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变革，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不仅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倍速拓展决策咨询研究需要深耕的研究范围，同时也正在改变传统的智库研究方式和管理模式。国际高端智库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已经领先国内出发，兰德公司秉持“数据至上”的建设理念，将政策咨询与研究、员工管理、人才资源配置等关键环节均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美国城市研究所运用数据管理改进决策咨询验证，开发了著名的TRIM系统，通过收集每年人口调查等数据，模拟影响美国人口的主要政府税收、医疗和转移支付项目，以提升国家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度。相较于国际上来说。我国的高端智库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起步较晚，高速发展期与转型机遇期错位并行，为我国高端智库建设带来了独特挑战。大数据时代的智库研究必须坚持数据驱动与经验驱动相结合，信息化建设、数据管理水平决定着智库研究水平的高下。建设高端智库必须通过提升数据管理和应用水平，掌握数据优势，革新研究范式，与世界一流智库实现研究基础能力上的同步。只有在数据管理、研究范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找准转型与发展的有机衔接点，才能尽快步入世界一流高端智库之列。

提升细分行业专业化水平应对激烈竞争。当前，国内外高端智库建设进入提速期，行业竞争格局日益复杂和激烈。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高端智库在内政外交上的独特作用，纷纷鼓励和促进本国建设一流高端智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每个工业化国家都有不少于30家智库，大规模、多学科、综合性高端智库不断涌现。据统计，自2007年到2020年底，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纳入统计的各类智库组织已由5080家激增至11175个，13年间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全球性公益组织、盈利性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一些媒体机构也开始扮演智库角色，并以其自身的复合型优势对智库带来跨界的竞争压力。专业化水平成为智库竞争的关键所在。各大高端智库在构建系统性研究体系的同时，越来越强调做大做强自己的专业化、主导型领域。从西方国家看，多数影响力较高的高端智库都建立了其最具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研究方向，例如布鲁金斯学会之于中东问题，兰德公司之于军事发展和国防发展战略，胡佛研究所之于美俄关系和前苏联东欧问题，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之于欧洲发展和欧盟成员关系，英国的亚当·斯密研究所之于市场经济等。突出研究专长和权威性，占据主导领域话语权，成为高端智库发展路径的共同选择。

善用新媒体扩大智库成果传播力和影响力。智库的影响力表现为研究成果的传播，各大高端智库都在宣传和推广其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方面投入大量成本和精力，不断拓展其传播范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高端智库几乎垄断了各类主流媒体的战略分析和政策研究版块，通过主题报告、专家评述、趋势性研判等多种形式传播智库成果。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人员2010年在电台节目中出现次数是2009年的四倍，在电视台节目中出现次数是2009年的两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和新媒体的崛起，智库成果的传播途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显现出日常化、多元化和跨圈层化的趋势。2015年的一项统计结果显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全球智库报告》中综合排名前175位的全球智库中，有80家开通了Twitter账号，分属于35个国家。通过社交媒体途径传播是美国智库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6月2日就开通了Twitter账号，在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均开通了账号，并且开通了博客等。通过专职化团队运营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发布，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不断扩张其全球影响力。

提高站位以全球性视野研究行业发展。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从历史经验来看，举凡高端智库的发展壮大，无不源自于其对于全球性问题的权威性研究，以及提供具有现实影响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人口、环境、战争、疫病等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发生，深刻影响了全球智库研究方法与模式的定型，在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坚持全球性视角和战略性思维，是体现智库组织有别于政府、国际组织和财团的主要特点，也是评价一流高端智库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全球化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全球性经济衰退、主要经济体实施区域保护主义，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智库组织的全球性、中立性、前瞻性视角才显得尤为必要。随着技术革命的迅速演进，技术变革、社交网络、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颠覆性和变革能力不断增强，全球信息海啸和政策流动性速度加快，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深刻影响智库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作为以“智”为本的知识型组织，思辨和解说是智库的宿命与使命。在未来逐渐复杂化的国际关系和技术背景下，智库组织的全球性功能将越来越不可替代。成为高端智库应当主动承担起在复杂多元的国际形势下甄别信息、独立思考、促进交流、提供方案、人文关怀等独特作用，立足国际语境、运用全球思维、讲述真实故事、塑造本国形象、解决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

（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